完成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考核目标和36个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考核目标任务。
推动将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能源、产业、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规划。充分发挥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等专业智库的决策支持作用。
（十八）积极推动部分地区和行业先行先试。（十一）协同推动适应气候变化与生态保护修复。组织开展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与排污许可管理相关试点研究，加快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功能改造升级，推进企事业单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的统一采集、相互补充、交叉校核。将应对气候变化要求纳入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通过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推动区域、行业和企业落实煤炭消费削减替代、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等政策要求，推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介生态文明理念，大力宣传绿色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成效，讲好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故事。
四、打牢基础支撑，推动制度体系统筹融合（十二）推动统计调查统筹融合。（十三）推动评价管理统筹融合。为此，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要求缔约方各国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和各自能力原则，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我国民众力量、市场选择和制度优势都会对碳中和起到促进作用。五是中国实现碳中和有市场、制度等多重优势。三是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不断进步。从机遇看，首先我国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出， 到2014年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再到2018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2019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而且，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将全面履行《巴黎协定》，100%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些都为9月22日的重大宣示做好了铺垫。其次是单位GDP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水平较高。
因此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早在气候变化问题谈判的初期，人们就敏锐地发现，气候变化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发展问题。1972年，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要求人们关注工业化过度排放的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这很大程度要依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降低能耗、碳排放水平。
以光伏发电成本为例，1990年每千瓦时光伏发电成本约100美元，2000年降低到10美元，2010年降低到1美元，现在的平均水平是5美分，可实现平价上网甚至低价上网，2030年以后的成本是多少，我们还不能做出准确判断，但肯定是继续降低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约秘书处要求，缔约方各国在2020年底之前，都要向联合国更新提高力度的2030年减排目标报告，提交面向本世纪中叶的国家低排放战略。数据显示，中国的单位GDP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欧盟的4倍多，中国单位GDP碳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欧盟承诺的碳中和时间与达峰时间的距离是65～70年。
过去近30年，国际上积累了有关大气污染物减排、二氧化碳减排、能源低碳发展的诸多经验，包括政策工具、市场设计、技术积累、管理经验甚至前车之鉴等，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利于缩短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从国际来看，这一重大宣示展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新努力、新贡献，体现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为推动全球疫后经济可持续和韧性复苏提供了重要政治动能和市场动能，也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高度赞誉。
但我国承诺的碳中和时间与达峰时间的距离是30年，意味着达峰之后平台期缓冲时间很短，就要稳中有降，以致快速下降，这是我们的最大挑战，减排道路几乎相同，但缓冲期较短。如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我国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提高到每年3000亿千瓦时，即每年可以提供1亿吨标准煤的非化石能源，坚持30年即新增30亿吨标准煤的非化石能源，如果届时能源效率再提高50%，我国能源消费量到本世纪中叶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左右，我国在2050年左右有实现碳中和的可能，因此提出2060年碳中和，还有10年左右的缓冲期。
笔者认为，气候变化的本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型，即告别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二是可借鉴国际诸多先进减排经验。发挥好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调动民众、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积极性，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其次是单位GDP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水平较高。五是中国实现碳中和有市场、制度等多重优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联合国组织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开始专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IPCC于1990年向联合国提交的第一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工业化以来，地球表面温度的变化超过了历史记录自然变化的幅度，这种变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水循环系统，需要积极应对。
1972年，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要求人们关注工业化过度排放的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2019年，我国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约2000亿千瓦时，折合6000万吨标准煤。
经过多年的努力，2015年12月，公约缔约方达成《巴黎协定》，提出在本世纪末将全球的温升与工业化之前相比较控制在2摄氏度，并为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为了稳妥起见，国家对《巴黎协定》自主贡献的承诺是：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尽早达峰。
这是文明与技术进步的趋势。从国内来讲，这一重大宣示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乃至本世纪中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碳中和不是二氧化碳零排放，而是一个国家之内的净零排放，即一个国家领域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大自然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相平衡。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留出排放空间。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出， 到2014年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再到2018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2019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而且，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将全面履行《巴黎协定》，100%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些都为9月22日的重大宣示做好了铺垫。另一方面，关于碳中和的提法，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2日首次对外宣示，但实际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一问题也早有谋划。
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技术与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数据显示，中国的单位GDP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欧盟的4倍多，中国单位GDP碳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欧盟的6倍多。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光伏发电成本为例，1990年每千瓦时光伏发电成本约100美元，2000年降低到10美元，2010年降低到1美元，现在的平均水平是5美分，可实现平价上网甚至低价上网，2030年以后的成本是多少，我们还不能做出准确判断，但肯定是继续降低的。
从挑战看，首先是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缓冲时间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约秘书处要求，缔约方各国在2020年底之前，都要向联合国更新提高力度的2030年减排目标报告，提交面向本世纪中叶的国家低排放战略。
早在气候变化问题谈判的初期，人们就敏锐地发现，气候变化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发展问题。而技术推动型发展模式所依赖的是技术，技术是不断进步的，而且可以产生叠加和累积效应，持续推动发展，使发展成本不断下降，因此技术依赖的发展模式可以被学习、模仿、共享和可持续。原文首发于《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2020年10月30日第42、43期。自18世纪中期开始，人类大量消耗化石能源，向大气中排放了上万亿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使地球表面温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很大程度要依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降低能耗、碳排放水平。我国则是人为设定了达峰时间表，现在二氧化碳排放仍在攀升，没有看到峰顶，实现达峰还需要做出艰苦努力，进而考虑实现碳中和。
从中远期看，低碳技术的成本将会有较大幅度下降，助力我们降低碳排放。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使人为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与大自然吸收总量相平衡，即碳中和。
同时，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提出，也早有谋划。这一宣示，已经暗含了2030年之前可能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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